東方美學
September 26, 2023

此花開盡更無花 —— 關於吳士偉個展「眾生」|文:沈裕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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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士偉在2023年9月於「異雲書屋」舉辦個展「眾生」,邀請鄭乃銘擔任策展人,展出〈紅英照灼〉、〈剪翠裁紅〉、〈踈影弄月〉、〈纖蕊流霞〉等近年新作,皆為水墨設色的紙本畫作。觀者見其畫題即可推知,這些作品或皆以花卉為題。歷來擅寫花卉者,或遇之於林園之間,或賞之於館閣之中。士偉卻不偏好名山勝園中的奇花異卉,反而喜歡採拾鄉里閭巷間的尋常野草,攜返書齋整理,投入瓶中靜賞。歷來花卉能手,若寫野草於林園之間,則必嫌其細碎無可觀處,而應之以寫景;若寫名花於館閣之中,則必圖其豔冶大有可觀,而特寫其苞瓣。士偉卻反以上諸道而行,專寫「瓶中野草」。此一奇也。姑不論畫,其人其行,已頗有名士氣。再者,禪僧雖亦喜拾落花、孤枝,投入茶托、淨瓶中雅賞,偶亦以之入畫,然必求其簡澹,而以枯寂為美。士偉則仍反其道而行,既不慕求庭中富貴,亦不清守廬中虛靜;其畫中之瓶花,雖為野草,少有孤枝,多如街邊牆角所見,叢雜一處,蓬滿而生,盈滿畫面上半處,使其瓶似幾欲傾倒。此二奇也。又者,古來花卉只寫鮮花。士偉亦反其道而行,偏喜待瓶中之花草由榮轉枯,再觀之數年有餘,而後始落筆畫之。其畫雖取枯花之形,卻賦鮮花之彩,如佝僂著彩衣,繁華中見清警。此三奇也。由此可見,士偉雖以擅寫水墨設色花卉名世,然而從他的題材選擇與畫面經營,可知其與歷來諸大家之所思所作,截然不同。士偉之畫作,乍看雖然頗有古意,細究卻多開新之處,值得觀者靜思細玩。

士偉擅長經營位置,畫面佈排常見新局。儘管如此,但我們仍能在〈芳菲祥瑞〉、〈綽約之香〉、〈紅英照灼〉、〈海潮音〉、〈秋鴻〉、〈道不盡〉、〈雲綺〉、〈凝華〉、〈翻錦〉、〈春酣〉等畫作中,見到其偏好的畫面結構。首先,是位於畫面下方,與畫作下緣平行,兩者僅數寸之隔,一道極低的平台。平台之上,或單置一瓶,或十數、甚至數十花器,瓶、盆、缽、盅,排成兩、三列,前後交錯掩映,器皿高度經常只有畫作長度的四分之一。器皿之上,則是如煙雲般,從瓶口汩汩湧洩而出,彷彿野生未經修剪的草葉花叢,盈滿畫面整體,使畫中之瓶在物理上幾乎無法支撐,似乎隨時將往側邊傾倒。然而,花叢亦有其層次,以團狀花卉為主,以介字草葉為賓,以穗狀細枝勾連花葉,並提示出莖脈走向。最後,平台之下,偶見倒影,然因畫作中所繪出之平台極窄狹,故倒影亦只得窺見瓶底一角而已。以上所述,即士偉瓶花畫作中,反覆出現之元素與畫面結構。如果我們願意將這些元素組合與畫面結構,理解為士偉透過其畫作所創造出之「圖式」(schema),那麼,我們又該如何閱讀此一圖式?

佛教傳入之後,在東亞古典詩詞中,「花」經常被用來隱喻「韶光」,並以其「短暫之花期」,比喻人「有限之壽命」。王國維〈蝶戀花.閱盡天涯離別苦〉有句:「最是人間留不住,朱顏辭鏡花辭樹。」心多一竅卻又留戀佳期之人,目睹花期有時,而悟韶光易逝,罕有不因花謝而自傷者。然而,此處值得注意的是,人之所以知花有期卻仍愛賞不已,知壽有限卻仍戀棧生命,關鍵在於:「有限」總與「美好」相隨。只有「有限」而無「美好」固然使人悲哀,只有「美好」而無「有限」同樣使人厭膩。然而,「花期」之去,雖有還時,卻只限於山野、林園、盆養之花。切花之凋謝,則如玉碎,再無還時。由此可知,「花」所提示出之「時間概念」,取決於其所在之「場域」。即便同樣以「花」喻美好卻短暫易逝之「韶光」,「盆花」折射出的是「循環時間」中之一點,「切花」折射出的卻是「線性時間」中之一點。此外,通過「場域」差異,所造成之「時間概念」上的差異,還會進一步產生「人稱位格」上的差異。「盆花」雖謝,尚有來年,因此對於見證其凋謝之一瞬的「我」而言,「盆花」是與「我」的生命時間有所重疊,但是生命步調始終不一致的那個「他」。「切花」凋後,不能復開,因此對於終有一死之「我」而言,「切花」既預示「我」之命運,故直為「我」生命之化身。

瓶中切花三兩枝,不只讓人聯想到生命之短暫,也讓人感受到生命之孤獨。但是瓶中切花之茂密,則讓人感到恐懼:無根之繁華,有如大觀園,富貴風流,能到幾時?若我們以「花」喻「韶光」,「切花」或可比為「韶光」之「碎片」,至於士偉畫中盈滿瓶口的茂盛切花,則可比為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意義上之「廢墟」。有趣的是,作為「時間」概念/意象之「廢墟」,似乎可以帶領我們透過士偉之畫作,批判性地思考「文人畫」與「現代性」這兩個概念。隨著「科舉制度」廢除,「文人階級」走向終結,「文人美學」始得作為一特殊而非普遍之審美品味,被置放在一定的時代距離中接受討論。然而,也正因為「文人階級」走向終結,反而使得「文人美學」成為懷舊者投射其浪漫想像的載體,從而使其作為某種「美學樣式」,得以不受限制地恣意生長。但是,換個視角來看,直欲取代一切「傳統」而後快之「現代性」,又何嘗不是如此?宋代花鳥畫中所見之生機,圜轉自適於宇宙之中,故作畫者只需截其一角,即可使觀者見微而知著。然而士偉所畫瓶中之花,卻全然不加以剪裁,不但畫其整全形貌,甚至還刻意增添其數量,使其以某種極不合理之方式,堆垛直至滿溢。「無根之繁花,終將傾倒暫時寄身之瓶」,此一「圖式」竟可同時對「文人美學」與「現代美學」示警。士偉畫作中之繁花縟草,彷彿「歷史終結」後的剩餘,這些「最後之花」,有如無限小數,看似細瑣零碎,卻又除之不盡;同時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台灣地處季風帶的風土特質,即野生花草多,品種又繁,雨潤則生,且亦除之不盡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士偉之畫作所欲鉤摹者,並非僅是其所身處的時代之圖式;他還嘗試透過此一圖式,對「文人傳統」與「現代價值」提出質問。若我們仍立足於現代性價值,但卻願意暫時擱置現代人對文人書畫傳統核心價值的慣常認知(即無論敬仰或是厭棄,皆僅將「筆墨」,視為某種不合時宜的「文化信仰」),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對文人書畫傳統,提出此一問題,即:如果我們試著技術性地看待「筆墨」,其在繪畫藝術上的「合理性」之基礎,究竟何在?繪畫藝術一經發展,必然面臨一大問題,即:如何賦予在畫面上不斷孳生的圖像以秩序?就此而言,繪畫技術的問題,從其起始處即指向政治技術的問題。古代宗教藝術與民間美術,所採取的解決方案,是通過統一的造形/變形邏輯,將複雜繁多的圖像,整理為統一的紋樣。此一解決方式,固然能使不同圖像在畫面上得以並存而不突兀,但前提是所有圖像皆須經受一定程度之變形,才能夠在畫面上相容。文藝復興以降的歐洲古典藝術,所採取的解決方案,是通過線性透視法所創造的虛擬空間深度,將複雜繁多的圖像,規範出遠近的秩序。此一解決方式,既能使人盡情描摹個別事物之現實外觀,又能將不同圖像,規範在統一的秩序下,而不必為了在無深度空間的平面上並存,接受圖案化的變形。但是,其所付出的代價即是,為了遵守線性透視法的遠近秩序,反而只有極少數位於近處之圖像能得到精確的描繪;而大多數位於遠處之圖像,只能得到雖合理但卻缺乏細節的描繪。

至於文人書畫傳統,所採取的解決方案,則是通過「筆墨」,也即用筆提按與墨色變化,將複雜繁多的圖像,轉化為起伏的節奏。然而此一解決方式,唯在一前提下可行,即畫者之所繪,並非對象事物之「外觀」,而是試著在其用筆提按與墨色變化之中,創造出能引發對象事物之共鳴的、非視覺相似的塗寫痕跡。作為解決方案的「筆墨」,既不必如「裝飾紋樣」般接受統一的造形,亦不必如「線性透視」般遵守遠近的秩序;前提是它既無意追求如「裝飾紋樣」般穩定的造形秩序,亦無意追求如「線性透視」般精確的現實外觀。本文以為,「筆墨」在繪畫藝術上的「合理性」之基礎在此。諦觀士偉畫作,則可驗證此說。士偉之畫作少有餘白,其妙處在以文人書畫之筆墨,寫民間美術之紋樣。其畫雖滿幅,且細密繁瑣,卻因善用筆墨之法,故能在畫面上分賓主、別理勢。是以其畫繁而不亂,瑣而不碎。有趣的是,此一以筆墨馭諸物之法,最早或者見用於山水畫。士偉不畫山水已久,然其畫瓶花之筆法,仍可見多有取用於山水。其畫「瓶」則如「巨巖」、「落瀑」,畫「花」則如「礬頭」、「峰頂」,畫「枝」則如「水道」、「披麻」,畫「葉」則如「遠樹」、「苔點」。表面上看,似乎無一處是山水;然若從其「筆墨」觀之,卻又無一處非山水。

士偉之寓山水筆墨於瓶花,頗類《南華》鯤鵬之化。然而,山水畢竟如金石永壽;與之相較,瓶花盛開之時,仿若一瞬。山水蒼莽之筆,如何能寫瓶花秀麗之質?士偉乃將花看枯而後畫。數年之間,花瓣由鮮嫩而乾枯,枝葉由挺拔而萎垂,終於慢慢褪去顏色,不再起變化。以人之壽,觀花之壽,彷若一瞬;然以山水之壽,觀人之壽,又何嘗非一瞬也。在「瓶花」與「山水」之間,「人」的時間尺度,方得以被揭示而出。因此,士偉之畫作,不只在「筆墨」的意義上,堪為「山水」與「花鳥」之樞紐;也在「時間尺度」的意義上,使作為「人」之觀者,堪為「山水」與「花鳥」之樞紐;更在「時代意識」的意義上,對於「筆墨的當代性」提出深刻的質問,並以其創作實踐,嘗試進行回應。本文以為,元稹〈菊花〉末句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,頗能道盡士偉畫外意。唯此處之所謂「花」,既非詩中之「菊」,亦非只是畫中之「花」,更是書畫傳統中之「筆墨」。然而,我們切不可將其解讀為某種「最後一筆」的傷逝之情。身在此一時代之中,面臨如此多之選擇與可能,我們之所以仍「偏愛」此「花」,不應只是出於「懷舊」。而是如士偉畫作中「圖式」所示:「時代」之「瓶」,其實並無力以簡單化約的方式,盡納「筆墨」之「花」。「筆墨」既難以被「傳統」一筆化約,其「當代性」何在?或莫執於概念論證,且看士偉其人其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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